在五十年代初從海峽兩岸同時消失了的張東蓀，隨著台灣國民黨的廢除戒嚴和大陸的改革開放，重新被人發掘出來。有關張東蓀著作和思想已經有不少著作和研究文章面世。

 

但有關張東蓀1949年後的研究，基本上是空白點。

 

在戴晴的《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整本書中，我和我們家庭最關心的是張東蓀的所謂叛國案；我覺得書中最精彩的部分，也就是有關張東蓀的叛國案。

 

她推翻了過去官方的結論，推翻了私下的傳言和猜測，而給出了一個她自己的解釋。

 

讀者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戴晴書中的結論，但我想應該沒有人能夠不承認她提出的問題。

 

張鶴慈，2008年10月28日，墨爾本

 

 

 

半個世紀過去了，張東蓀案件仍然是一個謎。眾說紛紜中，沒有一個人能夠說清楚。

 

除了中國檔案制度的不公開，另一個原因是1951年處理張東蓀案件的時候，就沒有一個正式的結論，以及有關的文字材料。甚至在最高層，也未必有一個文件。

 

隨著一些有心人的挖掘（這裡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戴晴女士的新作），和多少流露出一些蛛絲馬跡的回憶錄、文章的陸續出版，現在可以說，對張東蓀案件的研究已經有所突破。

 

這裡的突破，不是指案件的謎團已經有了明確的答案，而是指，現在對案件的探索有了明確的問題。

 

提出問題是解決疑團的第一步，能夠提出問題，至少是粉碎了過去官方的種種含糊不清和自相矛盾的說法。

 

我確信這些問題是解開張東蓀案件的關鍵，也嘗試對這些問題做一解答。

 

但是這些解答，目前的事實根據不足。我希望我的解答，不會因為我和張東蓀的親情關係而不夠客觀。我相信，我的解答只是一種推測，一種可能。因為仍然存在著別的解答的可能；但現在，只要目前所有掌握的材料和我的解答不矛盾前，我可以保留我的解答。

 

 

崔月犁化名李大夫，在1949年以前作為中共地工和我祖父聯繫，祖父出事時，當時他是彭真的政治秘書。文革中被關在秦城監獄，審訊中曾經就和我祖父的關係，嚴刑拷打了六天六夜。

 

現在看他回憶錄中提到張東蓀的部分：

 

還有一個人叫張東蓀，是民盟的，也是全國有名的統戰人物，解放前他是知名的教授，腳踏好幾隻船，與共產黨、與國民黨都有聯繫，日本統治時，他被抓起來過，可能答應過給日本人做事。日本投降後，上級指示我去找張東蓀，告訴他共產黨要進城，勸他和周圍的民主人士與共產黨合作，把北京城搞好。結果共產黨沒進城，國民黨進來了。他在燕京大學當教授，地位不低於校長，四面八方的聯繫很多，可能與美國國務院有聯繫。政治上還是個大特務，不是一般的小特務。解放後毛主席把他安排成中央政府委員，那時他七十多歲。1950年抗美援朝時，他把每年的國家預算材料都送給了美國人。具體情況我不太清楚。有一次在懷仁堂，毛主席講話：「張東蓀偷了我們國家的預算，送給了美國人。」這我才知道張東蓀跟美國人有關係，是美國的大特務。但考慮到他畢竟和我們合作過一段，並沒有從重處理，免去他燕京大學教授的職務，給他一套房子養老，每月還給他一筆生活費。當時北京市委在德國使館，我當時任彭真同志的政治秘書，羅瑞卿兼北京公安局局長。有一次我們正在打檯球，羅瑞卿一拉我的胳膊：「老崔，張東蓀有個電台，他說是你讓他安的。」

――崔月犁：《文革風雨磨煉》

 

看了這條消息，開始是感到莫名其妙，因為電台的事情，根本是子虛烏有。為什麼當時的公安部長兼北京公安局局長羅瑞卿會一本正經的問當時是彭真同志政治秘書的崔月犁？

 

後來，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線索，在張東蓀間諜案混沌怪異中，也多了一個解開謎團的切入點。

 

電台和張東蓀的關係可以寫出來的有幾個方面：

 

我的三叔住在1949年以後離開中國的一個法國人的家，這個法國人，大概是情報人員，在他的房子裡，留有電台。不知道三叔是否會收發電報，所以也不清楚，三叔和法國的情報機構的關係到底有多麼深。但可以肯定的是，三叔的電台和祖父沒有任何關係，如果有，1951年和後來的文革中在秦城監獄，都不會放過這件事。

 

我們家，第二個和電台有關係的是我的四姑父林佳通，他是林巧稚的侄子，當年是燕京大學的教務長。現在想起來，當時所說的電台，應該是可以收短波的高級收音機，在日本佔領北平時可以收聽美國、英國的廣播。

 

再有就是和美國的關係中，牽連到的電台；祖父一直到1950年，仍然和美國官方公開有聯繫（也就是崔月犁所說的：與美國國務院有聯繫），共產黨當然一清二楚，因為我的祖父不止一次的替中共和美國兩邊傳話；當時的美國外交機構還沒有撤，想試探和中共建立正式關係，也一直通過我的祖父和中共聯繫，從現在解密的美國國務院文件，也可以看到，當年美國的北平的領事可以很方便地見到我祖父，所以，我的祖父不需要通過電台和美國聯繫。

 

美國大使館當然有電台，和我祖父有關係的，也就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美國支持中國抗日，當年的一些學生就是被美國大使館的汽車送到北京西山，然後經由太行山，去到解放區。當時崔月犁化名李大夫，和我祖父有聯繫。這些，應該是羅瑞卿問崔月犁的來由，因為當年，中共的地工可能是通過電台和美國大使館聯繫的。

 

1951年我的祖父出事，有沒有電台，公安部應該是清楚的，因為我祖父就是胡說八道，承認自己手裡有電台，也必須交代電台的來龍去脈，不說清楚電台到了什麼地方，絕對過不了關。

 

文革時，我祖父被逮捕，當時到我祖父家的公安人員，雖然沒有掘地三尺，也真的是從房頂，到牆壁的尋找。如果幾十年沒有發現不明的無線電波，就是我祖父一直沒有發報，為什麼我祖父還會保留電台？文革時，我的祖父和父親被逮捕，主要是和劉少奇的地工系統的關係，文革中奇形怪狀的事情當然很多，但作為公安系統辦案，可能還不是完全的捕風捉影。從崔月犁的回憶來看，當年公安的檔案應該就有這件事。

 

但是，不論是當時，還是今天，從來沒有公開提過我祖父和電台的關係，不論是民盟文件，燕京的材料（燕京當年出過張東蓀的專刊），毛澤東和中共的書面文字，都沒有；因為，本來張東蓀就沒有過電台。而且這些製造張東蓀間諜案的人，也心知肚明。但是，電台和張東蓀還是不時地聯繫在一起，這是製造張東蓀案件的人，如羅瑞卿等人，當年想進一步製造這個案件時，留下來的蛛絲馬跡。

 

毛澤東為什麼要整肅張東蓀，除了戴晴書中揭露的個人因素，應該也有在殺一儆百時，需要考慮打擊的對象是誰才會是最佳的選擇。但這個案件搞得如此的神神秘秘，應該的確有毛澤東的個人因素在內。

 

 

 

 

 

崔月犁說：「他做特務，我怎麼知道」，這裡的不知道，應該有三個時間段，一個是「當時任彭真同志的政治秘書」的1951年，如果北京市市長的政治秘書都不知道，看來當時的保密的規格相當高，連彭真是否知道都打問號。1951年崔月犁本人，因為和張東蓀的關係，所以對他保密，還說得通，但崔月犁的「我怎麼知道」，是在十五年後的文革審訊和二十五年後的寫回憶錄。崔月犁仍然是我不知道。

 

作為崔月犁，由於和張東蓀有過接觸，又多次受到了張東蓀的牽累，他當然應該對張東蓀案有進一步了解的興趣。而文革前，崔月犁官做到了北京市的副市長，和北京的統戰部的部長；文革後，做到了部長。文革中，為了張東蓀案審訊了六天六夜。為什麼到寫回憶錄時，仍然只是知道，張東蓀是特務，是因為毛主席說他是特務。

 

就算是當北京市副市長，統戰部部長的時候，對已經牽連到他的張東蓀案件不感興趣，或不敢去感興趣，文革後做了部長的他，就不想了解一下自己被關被打的來龍去脈？

 

崔月犁的確花了工夫去了解，調查張東蓀案，從他的話：「那麼些公安人員、政府委員都不知道。」可以證明。崔月犁敢說出這句話，是因為他應該已經向公安等相關人員詳細的了解過，否則，子非魚，子非我；他又怎麼能夠能夠肯定的說，這些人都不知道張東蓀案件？

 

 

 

 

張鶴慈，2008年8月7日，墨爾本

 

開始我沒有注意崔月犁的這一句話：「解放後毛主席把他安排成中央政府委員」。

看來崔月犁對毛澤東的怨氣不小。安排張東蓀成中央政府委員的是你毛澤東，說張東蓀是特務的也是你毛澤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看來張東蓀的確是在如來佛的手掌中。在中共官場中廝殺沉浮一生的崔月犁，晚年是否參悟了沒有，誰又不在如來佛的手掌中？

附：崔月犁是河北省深縣人，1937年6月參加革命，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3年3月被派往北平、天津地區從事地下黨工作。在此期間，任北平學生工作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職員工作委員會書記。

1949年1月起，崔月犁先後任彭真秘書、北京市委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北京市政協秘書長，並兼任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副秘書長。他是黨的八大候補代表，1958年後任北京市委衛生體育部部長，北京市副市長兼衛生體育部部長、統戰部部長，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常務理事等職。

1975年後，崔月犁歷任北京市政協副主席，衛生部副部長、黨組成員、紀檢組組長，兼任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全國中醫學會會長，中國保衛兒童委員會副主席。1982年4月任衛生部部長、黨組書記，兼任全國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副主任。在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